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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国特色强国之路如何走，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相比，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是由我国基本国情与所处国际环境决定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涉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涉及中国对待多边合作、区域合作的立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纵观西方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崛起通常会对既有霸主构成挑战，而既有霸主则要回应这种挑战。这样，两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种现象的概括被后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发展的命运，也关系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 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必然选择，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如果说不冲突不对抗是维护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的话，那么，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则是双方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需要寻找、扩大合作空间与利益交集。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基础之一是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国际背景。历史上，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争夺殖民地与市场，排他性是其突出特征。即使在冷战时期，争夺殖民地目标不复存在，排他性也并未消失。东西方不仅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而且是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只是由于核威慑才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不存在全方位对抗关系，双方通过贸易及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有机联系在一起。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另一个基础是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现行国际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是一组新型大国关系。其中，既有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欧关系，也有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俄关系、中印关系等。这种多重的新型大国关系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使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均衡、更为稳定。当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没有竞争、没有矛盾，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对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的利益诉求。但中国无论参与竞争还是谋求利益，都会运用和平、合作而非战争的方式。 周边稳定对中国和平发展有着特殊意义。首先，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内部稳定的条件之一。中国的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具有多样性。无论维护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稳定周边对中国来说都是最优先的。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突出表现为不断提升的贸易、投资依存度与不断深化的亚洲国际产业链。再次，中国与周边国家是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未来相当长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速和潜力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论”。最后，基于上述背景，近年来世界大国都在调整其亚洲战略，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度的“东向”战略、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等。换言之，大国都在力图影响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 为应对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2013年和2014年，席大大同志先后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亲诚惠容理念与亚洲新安全观。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安全领域的自然延伸，它们共同的目标是创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亲诚惠容理念以平等、共荣为核心，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周边外交理念。例如，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奉行所谓的“门罗主义”，其所体现的孤立主义明确要求欧洲国家不得干预美洲事务。这实际上是要把美洲大陆变成自己的后院，是要与欧洲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冷战时期苏联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号，构建了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周边体系。这同样是在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 亲诚惠容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仅在双边层面，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推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比如，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便车，这是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具体体现。再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巨大缺口；所倡导的全方位经济合作，有助于消除或缓解区域内安全风险如伊斯兰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大国推动区域和多边合作，既是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需求，也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 过去10年，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正在被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主义所取代。所有大国都把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了区域主义，区域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认同多边主义比区域主义更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于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都没有给我们提供确定性答案：区域主义发展究竟是多边主义发展的绊脚石还是跳板？前者意味着自贸区的排他性特征有可能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相互分离的自贸区小岛，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后者意味着自贸区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因此，大国所倡导的自贸区都强调自身是服务于多边主义的跳板而非绊脚石，如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 中国在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理念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原则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2014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了以新的途径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倡议。这一倡议的突出特征是从一开始就把亚太经合组织的所有成员纳入进来，而不同于美国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起步阶段就把一部分成员排除在外。美国的做法显然不利于以区域主义为跳板推动多边主义。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把开放包容的原则落到了实处。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它以古丝绸之路为联系纽带，但并不限制其他国家参与；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为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全球产业链深化提供条件；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而不是以严格的机制化安排作为进入门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可以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合作机制，而不必强制加入一个统一的机制化安排。这显然更加适应亚洲及沿线国家发展的多样性。 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应看到，这一工业化进程只给世界15%左右的人口带来了富裕。面对占人类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现有经济全球化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不以推翻现有秩序为目标，但要求改革的诉求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既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这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利益与责任相辅相成，在利益与责任的基础上形成人类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道路的要求。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多边与区域合作领域，中国都在践行这一理念。近年来，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从亚洲新安全观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从积极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到亚太自贸区的中国倡议都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是“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面展现了中国致力于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立场。 探索中国特色和平发展强国道路，将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模式，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李向阳）